南昌纯母乳喂养婴儿不足五成 多为工作和保持身材


 发布时间:2021-03-04 13:39:38

每年暑期,放假的孩子们,很多会钻到犄角旮旯的小网吧里打游戏。“孩子去哪儿”成了暑期家长们监护子女的严峻课题。昨日,接到市民爆料后,安徽商报记者带着市民小记者暗访这些隐身于城中村的黑网吧。○地点:文昌新村 儿子常流连黑网吧家长无奈反锁门窗 昨日,省城文昌新村的王女士致电本报反映,只要大人出去上班,12岁的儿子就偷溜到小区一家网吧里玩游戏。“那家网吧我去看过,里面大部分是孩子,环境特别差,一点消防设施都没有。”王女士特别担心孩子的安全,只好将家中门窗反锁。“门窗都有防盗网,他出不来,只能在家乖乖写作业。” “这个网吧是浴场改成的,没有资质,经常容留孩子上网,赚黑心钱。”王女士说,一次气愤之余,她找这家网吧老板理论,“结果对方说‘是你没把你家孩子看紧’。”王女士希望将这家隐患严重的非法网吧曝光取缔。澡堂子变身黑网吧18人中14张娃娃脸 昨日16时许,记者和市民小记者小天一起,来到文昌新村A区。循着居民的指引,沿着坑坑洼洼的老路,拐了四五道弯后,终于在西南角不起眼的巷尾发现了那家网吧。楼下挂着“温馨浴池”的牌子。听说记者要上网,一个老头急忙把记者迎进去。进了大院,又转了几次弯,踏上阴暗潮湿的楼梯,楼上有几间房屋,其中一个大房间就是网吧。

里外两间房共有近20台电脑,几乎每台电脑都有人在上网,游戏声音震得人耳朵发麻。18名顾客中,14个一眼看上去就是孩子。网管收完钱,并未索要身份证,就帮记者开了电脑。○地点:南七一条小巷 黑网吧没任何标牌疏散出口堵得严实 随后,记者又来到南七一条无名小巷。附近居民称,里面有十几家黑网吧,但不知道地点,“因为藏得很深”。根据居民的提醒,记者找到一位8岁小男孩,让他领着去找一家黑网吧。走了没几步路,小男孩指着面前一栋房子,“喏,这个就是网吧。” 这是一栋普通的老式住宅。门口无任何标识或广告,房间木门也关得严严实实。试着轻轻推门,果然推开了。好家伙,毫不起眼的老房子里竟有几十台电脑,人满为患。令人担忧的是,除了出口处的狭窄木门,其他几个疏散出口全部被木板等物堵死。网吧里也没有任何灭火器、消防栓。万一着火,顾客们很难从迷宫般的网吧里逃出。○地点:望江路小朱岗城中村 黑网吧三层全爆满顾客九成未满18岁 昨日下午,安徽商报记者与小天又一起来到望江路小朱岗城中村内。这个城中村此前有多家黑网吧遭查处。网吧有三层,上网人员爆满。上网期间,记者逐一问了一层网友的年龄,20人中,有18名男孩和女孩年纪在18岁以下。

14岁以下的约占六成。记者又来到二楼和三楼探访,未成年人也占近九成。最小女收银员9岁收钱开机十分熟练 15:20,记者和小天来到该城中村另一家无名网吧,该网吧有机位40多个。“收银员”竟是一名小女孩。“2元钱一小时。”小女孩说。小天付了钱,坐在一个空置机位上,女孩制止了他,“你换台机子,这台机子坏了。”该女孩似乎对每台机子都很了解,随即起身在小天邻座的电脑上摁下开关。“我问她年龄,她说今年9岁。”小天说。【小记者感言】“黑网吧环境太差又危险” 今天我和安徽商报两位记者老师一起探访了合肥几家黑网吧。这些网吧都在很难找的住家里面,每家网吧都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在上网。老板看到我的时候,并没有惊讶或问我要身份证。我说要上网,给了押金就直接给我开了机子。这些网吧里灯光很暗,气味难闻,很多人都在抽烟。黑网吧环境太差又危险,小伙伴们都别去为好。(安徽商报 张小天 桂阳 熊雁林 吴洋 齐美义)。

冲李涛打着招呼。马改梅的头上,一块黄色方巾结结实实将脑袋包了起来。中国北方冬季漫长而寒冷,许多妇女以此保暖,这种农村特有装束,以前李涛只在电视上见过。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山泉村背靠太行山脉,只有村口蜿蜒着一条土路,是外界仅有的通道。驱车一公里后,再上一个大土坡,才能走到通往县城的柏油马路上。雪后的冬日,坡上结冰,鲜有人出入。李涛以“第一书记”的身份,来这里已近半年。2015年7月,山西省委组织部、省农委、省扶贫办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选派优秀干部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与农民同吃同住。官方希望藉此让年轻的干部从“坐机关”到“走田坎”,因地制宜解决农村问题。据悉,本次任职的“第一书记”共9395人,主要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中选派。作为山西某国企的一名纪检干部,“80后”李涛被派至忻州市五台县山泉村担任“第一书记”。如李涛一样,他们中的多数人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经历,“外来的和尚会不会念经”也成为外界对这些城市干部的质疑。“来之前也是满腔热血。”然而,让李涛没想到的是,如厕和语言障碍成了首要面对的难题,习惯用马桶的他花了很长时间逼迫自己接受了农村的旱厕,“但是沟通太难了,话都听不懂。

”对于晋中市榆社县西马乡驻村的“女书记”张晋丽而言,她需要克服的还有害怕,“村里的夜晚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想家,想孩子。” 与他们相比,长期在地方工作的赵德凯则更快融入农村。“村里的工作没有一点样子。”赵德凯说,他所在的五台县南茹村有近4000口人,村委会年久不用,来时只有一套布满灰尘的桌椅。在工作单位的资金支持下,赵德凯重新整修了村委会大院,配置了办公用品,召集村干部集体办公。村长70岁了,不会用电脑,几千人的填报工作都靠手写来完成,“小伙子来了,带来许多新想法。”村长聂俊秀高兴地说。“善良、淳朴、热情”是城市干部们对村民的普遍印象,但多年来,中国官方对农村“输血式”的扶贫,让被扶贫对象产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一位不愿具名的“第一书记”说:“物质匮乏不是主要的瓶颈,更严重的是‘思想’穷。看着他们中许多人的生活处境,我们是很急切的。转变‘穷’思想,是扶贫的关键。” 年轻的城市干部希望将“输血”式扶贫变“造血”式扶贫。每次从村里回到城市,李涛的车里都会被小米、核桃等塞满,他想把山泉村的土特产带出去,为村民卖一个好价钱。“村里人‘心实’,产的东西是好,但大都‘养在闺中人不识’。

”李涛通过互联网平台,帮农民将产品卖到了更远的地方。为了集思广益,驻村书记们经常聚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有的地方适合种植大棚,有的地方适合开发旅游,有的可以统一规划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李涛认为,农村的发展致富,更需要根据每个农村的情况“对症下药”。事实上,早在2013年,中国高层便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要求,要求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城市干部们被视为精准扶贫的一个最重要环节,“我们是链接中央和农村的‘一个纽扣’”,赵德凯这样认为。根据政策要求,“第一书记”任期一般为2年,但是想要改变农民思想,改变农村面貌,需要更长的时间。结束采访时,李涛告诉记者,“在农村的时光一定是我人生中难得的经历,还是希望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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