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部分公务员将获住房补贴 科员也能获补15万?


 发布时间:2021-01-24 02:03:01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就业扶贫工作意见》提出,到2015年,我省城镇有就业能力残疾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每年安置2万名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全部达4000元以上,全省建成残疾人扶贫基地1000家,直接帮助5万名残疾人脱贫。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残疾人岗位预留制度。今年省、市将试点岗位预留制度,并逐步扩大范围。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要带头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除特殊岗位外,录聘单位不得设置歧视残疾人的录聘标准。今后,用人单位新安排残疾人就业,可申请社会保险补贴,残疾人员工的“五险”单位缴费部分将获全额补贴。

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或者灵活就业的,按照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给予不低于1/2、不高于2/3的社会保险补贴。意见还特别明确,优先解决残疾人家庭住房问题,实现应保尽保,并提供无障碍设施。各地对租住廉租房的重度残疾人家庭,要在租金、租赁补贴上给予优惠。(记者 唐 悦)。

公务员限价房指标公开叫卖,转让费最高达30万元,这是发生在海南省海口市的怪事。报道说,为解决直属机关公务员住房问题,海南省海口市2009年开始修建近万套公务员限价商品房,并以市场价三分之一的价格销售给公务员。有公务员在拿到房子指标后公开在网上发布信息或让中介公司代理出让,转让费最高达30万元。在此之前,虽然“权力保障房”的消息屡屡传出,但惮于权力自肥的骂名,总是“能做不能说”,但在海口,公务员享受远低于市价的限价房,却很有些大张旗鼓不避人言的味道。之所以如此,恐怕与权力集体自肥无人担责的心理暗示有关。事实的确如此,此前,虽然不少地方都传出过“政府部门团购经适房、豪华经适房定向分配给公务员”这样的丑闻,但却从来没有哪个官员因此担责——权力自肥名为集体福利,大家利益均沾,领导又没有额外牟取个人利益,出了事情,你叫谁来负责呢? 近年来,各种形式的机关福利分房并不少见,虽然形式各异,但却都改不了集体权力自肥的底色。就拿海口的限价房指标转让一事来说,与其追问一些公务员怎么敢违反禁令私下转让指标,不如追问,为什么会有公务员限价房?为什么“公务员优先”会成为不少地方资源分配的潜规则?在这一系列疑问的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权力集体自肥总是零风险?如果总是零风险,到了后来,不仅权力集体自肥会愈演愈烈,甚至连“悄悄吃肉”的那点耻感都会被彻底扔掉,就像海口那些公务员限价房,已经“名正言顺”地立在那里,毫无顾忌。

(赵勇)。

●一段时间来,一些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有不断加剧的趋势。或明或暗的“福利分房”正在卷土重来。住房保障体系应当覆盖公务员群体,但公务员住房保障不应当享受“超国民待遇”。●为公务员建住房是一个并无争议的命题。但是要动用公共资源,纳入住房保障体系,采取区别化的政策去为公务员建拥有产权的实物型住房,则必须在合法、合规、合理的范围内,不能靠“打擦边球”去谋取不正当利益。●城市的土地资源是国民财富中的优质资源,这些资源必须按照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配置,而不能按照某一社会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配置。

在公共利益和个别利益的关系上,掌握社会权力的群体应当具有基本的自律精神。一段时间来,一些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有不断加剧的趋势。或明或暗的“福利分房”正在卷土重来。住房保障体系应当覆盖公务员群体,但公务员住房保障不应当享受“超国民待遇”。公务员应当有住房。这是一个无需论证的命题。所有公民都应当享受适当住房。给予公务员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以一定的区别化保障,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公务员是受社会委托维护公共利益的职业群体。这个群体队伍的稳定符合公共利益的稳定和最大化;公务员不是一个通过市场化竞争来获取消费性资源的群体,给予岗位对应的福利保障有利于降低公务员队伍的流动性,维护其稳定性。

但是,在任何国家,包括住房待遇在内,公务员的福利标准都应当是社会中等水平,而不应享受显然超出社会其他群体的超国民待遇。一、任何国家都没有公务员住房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经验” 纵观各国住房保障体系,几乎找不到为公务员提供实物型产权房的保障方式。除了维护国家形象所必须的“官邸制”住房外(官邸待遇也只是和任期相联系的一种职务消费,并不和私人产权挂钩),国外实物型公务员住房保障通常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以只租不售的租赁型住房为主,例如履行职务所必须的特殊岗位宿舍、政府持有产权的公务员公寓等;二是重点保障的对象是年轻或低端岗位的公务员,例如提供给单身或低端公务员租赁型住房通常含有政府“暗补”贴租,因而租金低于市场价格。

三是只保障基本住房需求,适当兼顾一定职务的改善性寻求,不包括享受性需求,例如实物型保障住房通常都是“小户型”,家庭人口多的一般也只有60-80平方米/套。少数国家也有与产权相联系的,但只有三种情况:一是20年以上的旧房,如果当地不再需要,可以卖给居住者。如法国。二是和社会一般住房保障体系融合一起。欧美一些国家所有符合保障条件的社会成员都可购买一种叫做“affordable house”的(意即“与支付能力相称的房子”,或“买得起的房子”)的住房。这种住房享受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因而价格便宜,且可以享受先租后买,或分次购买产权等政策援助。

其中公务员能享受的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惟一政策是,在这种住房中划出一定比例优先供应公务员。如英国。三是组建专门针对公务员的建房机构,由公务员通过“公务员基金”等金融组织集资建房。但这种“集资建房”通常仍要按照市场化原则支付地价,而且仍以满足中低端公务员的需求和以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小户型”为主。如韩国。国外保障公务员住房是主导性措施是货币化、金融化的政策。其中主要做法,一是给中低端公务员比照市场化租金水平发放租房补贴(注意,是补贴租房,不是补贴购房)。二是建立一些含有政府贴租暗补的租赁型公务员宿舍。

三是组建公务员住宅基金等互助型金融组织(这种基金也并非公务员所独享,公务员基金通常只是退伍军人、教师等各种社会群体同类基金中的一种)。四是为公务员融资购房提供一定形式的担保。五是通过特定金融组织为公务员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等。在大多数国家,公务员住房保障都是纳入社会一般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社会住房保障体系覆盖包括公务员在内的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人员相比,公务员在住房上能够享受的特殊待遇非常有限。特别强调指出,国际经验真正普遍证明的一点是,政府持有、配置实物型公务员住房的政策往往是低效率、高成本、浪费资源和容易滋生腐败的。

不仅如此,一些因特定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传统等原因,在公务员住房保障上采取了相对较多区别化政策的国家,例如韩国、日本、法国等,其政府都无一例外地因此项政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尖锐指责批评。近年来,这些国家都在采取措施逐步收缩原有政策范围、降低保障标准或努力把公务员住房保障纳入社会一般住房保障体系。其中包括高级官员的官邸和普通公务员的“廉租房”。相反,基本没有对公务员实行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住房保障政策的,如美国、德国、瑞典等,则很少因此引起舆论对政府的批评。在世界各国,公务员群体因政策保障而在当地工薪阶层中享受最好居住条件的,不论富国还是穷国,不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不论历史还是现实,除了前苏联,一个例证都找不到。

二、公务员住房上的超国民待遇危害极大 当前,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趋势是,不少地方正在采取“委托代建”、“定向开发”的方式,大兴土木地给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这些单位名义上大都打着“集资建房”的旗号,实质上是力图绕过土地公开“招拍挂”的政策门槛,甚至把公务员住房纳入免交土地出让金的“经济适用房”范围,再加上各种明暗的税费优惠,一些部门的公务员往往可以用只有市场价若干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产权房。一些地方以政府搬迁为名,在原有公务员住房政策之外,在所谓的城市“新区”另建高档、奢华的领导干部集中居住区、公务员小区等,高标准、低价格地为公务员配置住房;一些已经享受了福利分房和住房制度改革优惠政策的公务员再次有机会低价买大房子、好房子。

还有一些单位,一边给公务员发着“住房补贴”,另一边又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集资房”,货币、实物保障两头享受。

公务员 住房补贴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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