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法责任遭遇强权操纵


 发布时间:2020-10-21 18:07:12

大会宣布亚洲比较法学会正式成立。经学会发起人民主协商,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刘飏任学会理事会名誉主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任学会理事会主席,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任行政理事会会长,东吴大学程家瑞教授任学会理事会秘书长。刘飏在致辞中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加强,促进不同法律文化间相互了解的必要性大大增加。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比较法学者扮演着“法律文化使者”的重要角色,肩负着使不同法律文化的“通素”和本国法律文化中的“个素”和谐统一的光荣使命。黄进在致辞中谈到,中国政法大学一贯重视比较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也是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唯一一个以比较法学为中心的专门的教学科研机构。他表示,中国政法大学将继续以比较法学研究院等机构为龙头,更好地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开展多形式和多层次的法学学术与法律文化的交流,促进比较法学的发展与繁荣。

来自澳大利亚、德国、希腊、印度、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瑞士、美国、中国等国家或地区的近八十名专家学者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就法律翻译、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法研究的范式转换、人性与法、宪法中人的形象、中欧知识产权法的比较、隐私权的保护、法典编纂、法律移植、民法商法的法源比较、电子商务中的国际法等法律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对话。(记者  郭士辉)。

■ 社论 这么多违法违规的保外就医都是谁办理的?又是谁签的字?是否存在受贿、玩忽职守或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每一例纠正的个案,都应视为一条举报线索。2013年以来,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专项检察行动随后展开。据报道,山东、广东、四川、海南等地,均有数量不等的保外就医人员,因不合法定条件被重新收监。如成都市检察院监所局就在38名保外就医罪犯中发现了有5名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23名保外就医罪犯虽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短期内没有生命危险,这28名罪犯均被建议收监,比例超过七成。

保外就医的对象是患有严重疾病的服刑罪犯。这一制度本是司法文明的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屡被滥用,成为逃脱刑罚的工具。刑罚不能实现,动摇的不仅是刑事司法的基石,还有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对不合条件的保外就医人员重新收监,值得肯定,有助于维护司法权威。但要遏制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刑罚变更执行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光有纠正是远远不够的。依据中央政法委发布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除了实体规范、程序规范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追责”。

“意见”特别强调要实行“谁承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制度,形成质量终身负责制,对于执法司法人员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收受财物或接受吃请的,“意见”要求一律清除出执法司法队伍。对于徇私舞弊、权钱交易、失职渎职构成犯罪的,一律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且原则上不适用缓刑或者免于刑事处分。易言之,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政策导向上,纠偏和究责应是两项并行不悖的工作。而我们能在媒体上看到的,多为各地的纠偏数,但对于民众来说,更感兴趣的问题还有:这么多违法违规的保外就医都是谁办理的?又是谁签的字?都经过了哪些环节,涉及哪些人员?是否存在受贿、玩忽职守或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纠偏和究责,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如果只抓纠偏,不问究责,这种专项检察也将失之于“偏”。如今各地纠正违法违规进行刑罚变更执行的数字有了,究责也应该及时跟进。每一例纠正的个案,都应视为一条举报线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办的违法保外。即便没有权钱交易,也没有徇私枉法,只是司法人员不负责任因而被蒙骗,那也可能涉嫌玩忽职守。可以说,针对刑罚执行专项检察行动所发现的这些违法违规个案,本就是查办职务犯罪的富矿,检察机关不容错过。从侦查的角度来说,也许相关案件正在调查当中,不像收监这样可以迅速执行到位,并公布具体数据。

鉴于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至少可以在不违反侦查秘密原则的基础上,及时进行有限公开。而有了实质的究责和究责信息的公开,这场向刑罚执行腐败宣战的专项行动,才不至于虎头蛇尾。

消除司法不公和审判不廉,需要进一步强化与之配套的综合措施,不仅需要制定合法、科学、可行的制度,更要关注制度的执行、督察和操作有效性,对于违反制度的行为应当建立更为刚性的责任查究制度,使清正廉洁、公平正义真正成为整个法院和法官队伍的“公共形象”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长达近6000字,总计11个方面、34条的文件,对法院队伍的“三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意见》再次强调了法官队伍建设对确保司法活动公正性的重要意义,要求依照职权履职,禁止越权批办、过问、催办案件,严格规范司法行为。

的确,司法不廉、审判不公的问题一直以来影响着我国司法的形象,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每当某些成为社会热点的涉及审判不公的案件出现后,除因法律专业水平不足、对立法精神把握不当而造成的机械司法外,人们多少都能看到司法屈从于私利、权贵、人情,法官不廉甚至枉法裁判的现象。因此,在进一步提高法官专业素养的同时,如何在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使他们真正确立起依法裁判、廉洁司法的理念,如何培养法官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刚正不阿的品行,已经成为确保审判活动公正、廉洁的重中之重。必须看到,在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中,“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官依法裁判案件的权力是有充分的依据和法律保障的。

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体制、机制和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法官依法独立、客观、公正裁决案件的权力并没有真正全面落实,还会面临诸多的困扰、干预甚至阻碍。如何充分保证司法的权威性和确保法院、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在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中,确实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也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对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各级法院来讲,它一方面要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打破部门利益和外部干扰的局限,全面投身正在积极推进的司法改革之中,同时也理应更加关注自身机构过度行政化和法官在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及清正廉洁方面的问题,要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探索更加符合司法规律和审判特点的运作机制、工作方法,拿出切实有效的加强法官队伍建设的新举措来。

笔者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更加关注法院自身建设的一些突出问题。在广泛调研和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密集出台涉及推动审判公开、规范审级关系和推进队伍廉洁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涉及这方面改革要求的几项文件。应该说,这些文件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对于充分保证司法廉洁和促进审判公正,意义都非同寻常,需要抓共识、抓推进、抓落实,否则就会流于形式,循环往复,不见效果。我国现行刑事、民事诉讼法都从保障个案审判公正的角度,对案件诉讼过程中确保法官客观、中立裁决的问题(比如回避等)作出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之前也出台了更为严格的“从业回避”规范。

但作为一项从业限制制度的“法官从业回避”,现行国家法律却没有任何规定。因此,对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官,要不要设立这样的从业回避,在多大范围内确定回避等,确实需要站在加强公职人员从业廉洁和保证公务履职公正性的角度去通盘考虑,并统一立法。尤其是在司法工作领域,法官与检察官、律师在案件诉讼中的特殊关系,都有可能影响公正裁决。因此,设定控、审、辩三方对等的执业回避制度,十分必要。不过,之前一些地方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联合试行的从业(职业)回避制度,在司法从业人员中引起不小的争论,在规范性、权威性和统一性上确实存在问题,同样需要在这次改革推进中重新审视和改进。

防止审判过程中的人情干扰,与排除某些地方领导非程序性地影响案件裁判一样,由于涉及到法院内外部关系和司法环境等因素,其操作的难度更大,更需要在建立相关刚性制度的同时,加强制度的实际执行力。比如,在对待某些党政领导“批示”案件的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曾发文要求予以登记,但在司法操作中却很少实施。这次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更强调了排除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和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问题,提出“禁止越权批办、过问、催办案件”,但究竟如何具体操作,如何排除干扰,依然待解。而对案件审理中的“内部请托”、“打探情况”等问题,一些地方法院曾尝试过采取“书面登记”或“合议公开”等措施,但从效果上看,大多成效有限。

因此,人们期待最高人民法院下一步继续总结各地经验,出台更为具体的细则规范,以便于操作。就此而言,消除司法不公和审判不廉,需要进一步强化与之配套的综合措施,不仅需要制定合法、科学、可行的制度,更要关注制度的执行、督察和操作有效性,对于违反制度的行为应当建立更为刚性的责任查究制度,使清正廉洁、公平正义真正成为整个法院和法官队伍的“公共形象”。(游伟)。

强权 司法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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