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契约惯例中的实践理性


 发布时间:2020-10-20 22:19:00

在小学、初中、高中的不同阶段中,我国青少年学生运用法律的意愿并没有像法律情感一样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反而呈现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态势。这一报告由教育部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中心发布。报告选取了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上海、安徽、浙江、河北等9地的340余所中小学的师生及部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调查对象,共收回3000多份有效问卷。调查显示,93.9%的小学生、94.9%的初中生和94.7%的高中生表示法制教育“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只有不足1%的受访学生表示了对法制教育重要性的否定。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报告指出,从情感层面上讲,青少年对法律的认同感增强,对“平等”、“自由”、“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等“法治”意象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且这种认知有随年龄增长而逐渐提高的趋势。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也指出,整体而言,在小学、初中、高中的不同阶段中,我国青少年学生运用法律的意愿并未像法律情感一样随年龄增长而呈上升趋势,反而呈现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态势。此次报告的参与人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告诉中新网记者,上述现象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小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逐渐增多,受到社会影响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大,而当前社会中类似‘中国式过马路’、‘走后门’等现象势必会对中小学生的法治观念产生影响,甚至使其规则意识逐渐变得淡薄。” 课业与升学压力的逐渐增大也被认为是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王敬波指出,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长,课业与升学压力会逐渐增大,学校对升学率的关注度会随之提升。

“在这一过程中,法制教育在学校教学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渐降低,而家长乃至学生个人也有出于升学压力的考量而逐渐轻视法制教育的可能。” 司法部法制宣传司行业处处长杨蔚莉则表示,青少年学生运用法律的意愿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是因为学校法制知识讲得太多,却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制行为习惯。针对上述问题,王敬波表示:“应该根据青少年的心智特点,遵循层次性、阶段性与差异性相结合的原则,探索更加完善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模式。努力转变青少年法制教育理念,实现法制教育从单纯的知识教育转向法治理念与素质教育。探索建立一套兼具导向、激励、监督和考核作用的青少年法制教育评价机制。同时创新青少年法制教育方式,增强教学过程的参与性、互动性。

” “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加重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社会上的负面影响很难避免,我们要在学校教育中强化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这有利于他们法制观念和法制行为习惯的养成。”她说。(完)。

随着《立法法》的实施,“拍脑袋”的立法,立法的“部门化”等等一些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和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18日召开《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蓝皮书)2015》发布会,介绍中国法治发展的研究成果。李林表示,2014年在立法方面,总的特点就是立法体制改革不断提升立法的质量,一方面启动了重要法律的修改、解释、和完善的工作。按照今年两会的统计,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共审议了20件法律草案,修改了10件法律,制定了2件法律,作出了8个法律的解释,应当说在一年当中完成了将近40项左右重大立法工作和立法任务,在数量上和内容上讲都是了不起的。

李林介绍,立法机关加强立法解释工作,在刑法方面有十个条文做了解释,还有婚姻法等等法律做了单项解释,可以看到过去立法机关运用立法解释权主动解释法律条文和法律的本意,这方面过去做得不是很多,特别是去年我们看到,立法机关积极作用在立法解释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公众参与立法,在这方面去年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一些重要法律草案,法律修改的一些意见征求民众的意见,都得到了非常热烈、广泛的响应,很多意见在立法过程当中得到了重要的参考和采纳。李林强调,2015年,立法方面,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将进一步加强。随着《立法法》的实施,“拍脑袋”的立法,立法的“部门化”等等一些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和解决。

强化了旅游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强调了服务型政府在推动旅游市场可持续发展中的法定职责,对于彻底告别旅游市场潜规则,构建游客友好型法治环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这部法律,本报编辑特邀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撰文对该法作出权威、深入的解读,以飨读者。一、旅游法强调规范与发展并举,更加注重旅游市场的规范性 旅游业是潜规则的重灾区之一。我国旅游市场中长期甚嚣尘上的低团费、零团费、负团费现象及其背后的强制购物和旅游欺诈等乱象和潜规则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旅游行业“重发展、轻规范”、“先发展、后规范”及“只发展、不规范”的思维定式。有些监管部门和地方对旅游市场的发展问题谈得多、做得多,而对旅游市场的规范问题谈得少,做得更少。“重发展、轻规范”的传统思维是错误的。从实践看,放弃市场监管的结果不但没有保护旅游市场,反而阻碍了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例如,地方保护主义羽翼下的强制购物行为和购物假冒伪劣行为不仅没有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反而带来区域性诚信株连的恶果。

出于自我保护心理,外地游客会对失信旅游地区的所有企业与产品采取失信推定的态度,即使该地区的其他经营者提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物美价廉,也会遭遇外地游客的冷遇。因此,在失信、无序的状态下,旅游市场不可能持续繁荣与发展下去。有鉴于此,旅游法树立了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新思维。该法共分十章,囊括了112个法律条款,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旅游经营者的规范、对游客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市场失灵的矫正。除了第七章规定的旅游市场的行政监管,该法第八条还要求依法设立的旅游行业组织实行自律管理,并在第九十二条和第九十三条赋予旅游者协会调解旅游纠纷的公益性职责。发展是目标,规范是前提,法治是基础,和谐是关键。旅游市场只能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发展与规范如影随形,必须强调边发展、边规范。而要强调旅游市场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必须在旅游行业彻底树立各方市场主体对旅游法的信仰与敬畏,真正将吃、住、行、游、购、娱等六大旅游环节彻底纳入法治轨道。只有法治真正显灵发威、释放正能量,潜规则才不会沉渣泛起、卷土重来。

二、旅游法强调义利并举,更加注重旅游市场的公平性 对于我国旅游市场具有重要影响的传统发展观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者,在初次分配阶段强调效率,在二次分配阶段强调公平。长期以来,重效率、轻公平的思维定式和一系列制度安排潜移默化地左右着旅游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在客观上严重损害了旅游者权益。由于立法体系、监管体系与司法体系对效率价值的过度痴迷和对公平价值的严重漠视,一些地方和部门面对旅游市场中的消费侵权现象往往懈怠无为,甚至麻木不仁。法乃公器。立法活动、执法活动与司法活动,都应以公平价值为最高追求。而对公平价值的不懈追求必然会营造多赢共享、平等民主、包容理性的旅游市场生态环境,进而激发旅游业全行业创造财富、积累财富与共享财富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因此,公平与效率虽互有差异,但又辩证统一、相容共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具有兼容性。公平培育效率,效率成全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为构筑旅游领域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全面建设旅游者友好型社会,旅游法树立了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新思维,强调旅游市场的公平性,从制度上遏制那些偏重企业的单边效率、忽视旅游者福祉、漠视公平价值的不公平现象。旅游法第二章详细规定了旅游者的一系列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旅游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安全保障权、公平交易权、人格尊严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遇险救助请求权等。除了第二章规定的前述权利,旅游者还享有其他章节间接规定的一系列权利。例如,旅游法第五十二条要求旅游经营者对其在经营活动中知悉的旅游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旅游法有关旅游经营、旅游服务合同、旅游安全、旅游监督管理以及法律责任制度都体现了对旅游者的权益保护。三、旅游法强调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并举,更加注重契约正义 在我国旅游市场,霸王合同现象曾较为普遍。霸王合同之所以泛滥成灾,主要是由于一些经营者、监管者与司法者一叶障目,片面强调了“契约自由”,而忽视了契约正义;即使谈及契约自由,又仅强调形式上的契约自由,而忽视了实质上的契约自由。

似乎契约精神的全部内容就是契约自由精神,不包括契约正义精神;而且,契约自由又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契约自由,尤其是旅游者与经营者“签字”的自由。殊不知,当经营者把自己单方起草的格式合同交给旅游者签字时已经剥夺了旅游者起草合同的权利及其与经营者对等谈判的自由。至于合同的内容成为经营者自我赋权、损害旅游者利益的手段也就无任何悬念。旅游者在霸王合同上“签字”时看似自由,但在无法或很难识别合同陷阱或改选其他经营者时,即使签字,也很难反映其内心真意。徒有契约自由外观,而缺乏契约正义元素的消费合同即使获得严守,也会侵害旅游者权益、扭曲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因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片面注重契约自由的思维很容易为霸王条款的盛行提供了制度温床,广大旅游者对霸王条款的口诛笔伐也绝非偶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告别了以政府计划为导向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以契约自由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许多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既坚持契约自由,也弘扬契约正义,注重追求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实质公平。

而在我国,人们往往强调形式上的契约自由,而忽视实质上的契约自由,更忽视契约正义。此即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严重失衡。为进一步弘扬契约正义精神,旅游法在第五章专门规定了旅游服务合同。该章规定既有任意性规范与倡导性规范,也有强制性规范。而强制性规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匡扶契约正义,旗帜鲜明地向旅游者适度倾斜。例如,该法第五十八条要求旅行社向旅游者详细说明合同主要条款,第六十二条规定了旅行社的警示义务,第六十九条要求旅行社如约履行义务,第七十条引进了旅行社恶意违约时对遭受人身损害和滞留后果的旅游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为了遏制旅行社和导游擅自强制旅游者购物的现象,该法第三十五条要求旅行社安排的购物活动必须获得旅游者同意;否则,受害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徒法不足以自行。旅游法能否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与落实,既仰赖于旅游监管部门规范文明的执法活动,又有赖于人民法院的公正快捷的司法活动,既取决于旅游经营者慎独自律的社会责任感,还取决于旅游者科学理性的消费模式与维权意识。

但愿多赢共享、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法治规则早日在旅游市场上彻底战胜单赢独享、弱肉强食、见利忘义的潜规则!(刘俊海)。

理性 契约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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