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儿童案件屡见报端 政协委员:对性侵犯者备案


 发布时间:2021-01-16 10:52:42

全国人大代表、长期聚焦于取消嫖宿幼女罪的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接受采访时说,废除嫖宿幼女罪已经有积极信号,“去年以来,实践中嫖宿幼女罪已基本不再使用,全国人大研究废除嫖宿幼女罪”(3月3日《南方都市报》)。不少代表、委员长期关注、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意在去除该罪名强加给受害幼女的“卖淫女”侮辱性身份标签、堵塞不法分子逃避法律责任的漏洞,将之并入强奸罪,对加害人从重量刑,更好地保护女童不受侵犯。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第一中学校长李一飞所言:“成年人无耻,孩子们无知!”受害女童已经因为加害人的无耻遭受了一次伤害,不能再因为法律条文的瑕疵遭受第二次伤害。目前,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议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全国人大正在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完全赞成,废除这一罪名指日可待。

尤其是在两高等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明确“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后,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如何定罪量刑已经形成了实践默契。就在3月3日,有媒体报道国内首个此类案例已经下判:四川邛崃法院对两名嫖宿幼女的嫖客以强奸罪判刑,并从重处理,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五年。如今,嫖宿幼女罪的司法适用越来越少,正逐步成为一条“僵尸条文”。诚然,废除嫖宿幼女罪、将之并入强奸罪,对完善刑法体系、尊重和保护受害幼女权益,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在废除嫖宿幼女罪渐成共识之际,面对性侵儿童案件每天曝光1.38起的现状下,我们不得不反思,改变一个罪名对改善这种现状的作用有多大?在以往的女童保护征途中,我们不缺法律,也不缺刑罚,何以还日益高发? 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此次座谈会发布的《2014年儿童防性侵教育及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中找到答案:正是由于“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儿童安全监护薄弱,农村地区儿童安全监护薄弱”的“两薄弱”,才导致了“家长、学校及社会各界监护缺位下的临时起意多发,熟人犯罪多发”的“两多发”恶果。

解决了“两薄弱”的问题,性侵儿童的问题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如何改善“两薄弱”的局面,参加座谈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们提出了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加强对未成年人社会监护制度建设等诸多针对性建议,都值得相关职能部门加以研究、落实、推广,也值得每一个社会公民警醒、反思。女童保护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多重因素形成的社会问题,需要从抓好女童自身安全防范、家庭监护、学校教育、部门职能保障等多个环节入手,系统治理、综合化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把眼光从废除嫖宿幼女罪的法律视野转移到社会视野中,将废除嫖宿幼女罪作为女童保护的新起点,通过条文的修改震慑犯罪,唤起社会上更多的人对女童保护的重视,形成女童保护的全面共识,构建全天候女童保护体系。要实现这一点,更多的工作在法律之外、刑罚之外,需要全社会每一个公民来积极参与,共同呵护每一个儿童的健康成长,共同守护祖国的未来。

犯罪嫌疑人11月1日下午落网,3名学童遇害。遇害学生家长说,两名女童头部遭重创,一名男童“腰被打断,头被打烂”。之前,当地警方称小孩失踪48小时后才能立案。(11月3日《京华时报》) 我国法律规定,居民遇有家人失踪的,应在失踪三日后到居住地或失踪地派出所报案,未满14周岁、60周岁以上、智障人士及失踪人有被害可能的,应在失踪24小时后报案,以便及时查找和破案。但针对儿童失踪案件的问题突出的现状,公安部早已规定儿童失踪后家长报案不必再等24小时。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杨东曾表示,儿童失踪最初的几个小时是查找解救的黄金时期。公安部打拐办也规定,凡是接报儿童失踪和被拐的案件要立即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所以当地警方48小时立案的说法存在失误。可惜惨案已经发生,没有人能改变,但预警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有数据显示,美国司法部每年接到近80万宗儿童失踪或绑架报案,但99%的失踪儿童最后都能活着见到父母。拐卖儿童的事件在美国很少。这都得益于“安珀预警”系统:一旦警方确认发生儿童失踪案,将会立即启用此系统,电台、电视、广告牌及高速公路的标记发出一系列信息,从儿童的特征至绑架者的汽车类型,信息甚至通过彩票销售点迅速传播,以最大限度地请求公众合作。

这套系统,是以一名1996年在美国被绑架并杀害的9岁女童安珀的名字命名的。就此,我们应呼吁尽早建立中国式的“安珀预警”。建立一个覆盖面广泛的儿童失踪预警机制,其实与希望工程同等重要。(法律工作者 董平)。

儿童节前后,保护儿童权益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昨日有媒体称,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20万左右,尽管这一数字最终被公安部纠正,但拐卖儿童犯罪仍然存在。如何有效铲除犯罪土壤,需要我们从刑法上对“重打击拐卖、轻惩治收买”的现象作出检讨。近年来,虽然公安部门不断加大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力度,但此类犯罪依然猖獗,一个重要原因是刑法对收买被拐儿童犯罪惩治过轻,打击一头很难斩断犯罪的利益市场。根据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它同时又规定,“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虽然立法的用语是“可以”,但在执法实践中,买方只要不阻碍解救或虐待被拐儿童,一般都不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普遍免责的处理方式,不仅因犯罪成本低而难以起到震慑作用,还可能造成公众“拐卖有罪,收买无罪”的认识误区,客观上导致买方市场长期存在。

为了增强法律的威慑功能,不少人主张将刑法241条的刑罚提高至“三年以上”,笔者认为并未抓住问题的关键。从刑罚设计看,考虑到收买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危害后果,规定较拐卖行为较轻的刑罚并无明显错误,一味期求重典治乱并非法治常道;刑法的失衡之处不在于此,而在于免责性条款。正是“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仅导致执法中的疏松,更造成刑法对犯罪评价标准的紊乱。刑法对犯罪行为的科刑轻重,主要依据其所保护的法益。法治社会,儿童权益乃是最重要的法益,应当受到刑法更严格的保护。对被拐儿童而言,收买后即便没有受虐待,本就是心身上的“二次伤害”。收买被拐儿童犯罪之所以不能轻易免责,不仅因为与成年人相比,儿童的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更容易受到犯罪行为的深度伤害;而且因为人们对针对弱者的犯罪更难以容忍,免责则从根本上违背了大众的伦理诉求。

更重要的是,这种免责的规定存在罪责失衡的危险。从犯罪构成上分析,行为人只要不以出卖为目的,购买被拐儿童这一行为本身即已构成该罪。至于购买之后实施的虐待或阻碍解救的行为,则应当视作犯罪加重情节或是新罪予以数罪并罚。因为对被拐儿童虐待也罢,阻碍解救也罢,本身也属于故意伤害、妨碍公务等违法犯罪的行为范畴。而刑法免责性规定的荒诞在于,它仅将不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当作前一犯罪的免责条件,不虐待儿童、不阻碍解救原本是实施收买犯罪后的常规性义务,在此却变成了像立功一样的免责情节,完全否弃了刑法对收买被拐儿童行为的否定评价。另外,该类犯罪侵犯的对象多为婴幼儿,认定有虐待和阻碍解救的行为,由于孩子并无意志难以取证,实践中宽松立法极易放纵犯罪行为人的侥幸心理。不可否认,1997年刑法在增设“收买被拐卖儿童罪”时,更多的是出于对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便利性考虑。

因为当时的立法背景是,收买被拐者的犯罪多发生在边远落后地区,公安执法经常发生暴力阻碍解救行动的事件。在这种形势下作出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宽松规定,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和公安执法力量的增强,如今对遏制此类犯罪已是弊大于利。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收买被拐儿童犯罪的“护身符”,甚至助长不法分子利用收买的儿童进行乞讨、卖淫、偷盗等衍生犯罪现象,确有必要对其重新进行反思和检讨。如同贿赂犯罪一样,只要收买被拐儿童的需求存在,拐卖儿童的犯罪市场就很难根绝,刑法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必须“两手都要硬”。在寻求对收买被拐儿童犯罪的刑法打击之策时,最关键的不是提高法定刑幅度,而是尽快补上免责这一重大漏洞。在现行的刑罚标准下,如果能够严格执法,确保每一起收买被拐儿童案都能密而不失、疏而不漏,就不难有效铲除拐卖儿童犯罪的“买方市场”,最终构筑起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屏障。

傅达林(陕西 学者)。

委员 儿童 全国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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