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语日渐火热 专家称学习阿语视野应再大些


 发布时间:2020-09-19 07:45:33

近日,省科技厅为我省9位院士发放生活补贴180万元,成为我省“人才工作20条”出台以来,首条得到落实的意见条款。今年初,省委、省政府以1号文件形式出台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人才工作的意见》(简称“人才工作20条”),提出一系列我省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意见》出台后,省科技厅积极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其中“在滇工作的‘两院’院士每人每年生活补贴从10万元提高到20万元”率先得到落实。对此,我省长期从事有色金属真空冶金教学、科研和工程研究的戴永年院士认为,这是我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具体体现。

在他看来,云南对经济的发展、人才的需求非常强烈,但云南本身很难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这就需要政府从政策、待遇、环境等方面给予优惠。“这次成倍提高的涨幅对云南而言很难得,现在20万元的标准在全国也处于中等水平。这样清晰的政策导向,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确实起到激励和鼓舞作用。”马洪琪院士表示,希望通过政策激励,一方面留住现有的院士人才、科技人才和技术人才,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云南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马洪琪院士认为,留住人才还要具备其他的一些要素,比如形成高素质、有创新的团队,营造尊重人才的氛围、培养云南本土的科研人才等。

据介绍,针对改善高层次人才待遇的规定,省科技厅还将对在滇工作的院士每人每年安排100万元的自由探索经费,对在滇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的给予30万元至60万元的工作经费补助,以及最高可达1000万元的科技项目扶持。(记者 张潇予)。

中国成都人才市场披露,2008年共有80.51万人次求职者通过成都人才市场择业。今年,该人才市场将重点围绕毕业生就业工作搭建供需平台,其中,将进一步做好网络招聘。市场营销排热门职位之首 2008年,市场营销类职位需求高居榜首,达到全部人才需求总量的31.38%。计算机类人才取代管理类人才,从2007年的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中国成都人才市场负责人介绍,去年广告、设计、媒体、艺术,技工方面人才没有进入人才供给前十名,显示这两类人才较为紧缺。法律、文教、翻译,五金、机械、材料等几类人才供给较为过剩。求职者期望薪值有所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成都应届毕业生期望月薪平均要比在职人员低43%。

2008年底,应届生的期望月薪比年初降低了约2%。2008年四季度的调查显示,本科在职人员和应届生的平均期望月薪接近2000元,硕士及以上学历要比本科高约64%,本科则比专科及以下学历高约22%。各层次人才平均期望月薪 求职者文凭 平均期望月薪 专科 接近1640元 本科 接近2000元 硕士及以上 接近3300元 今后求职需借助人才网络 今年,中国成都人才市场将重点围绕毕业生就业工作搭建供需平台,其中,将进一步做好网络招聘,通过各种平台送“才”上门,尤其是为区域内的紧缺急需人才配置服务。今后在成都不看网络招聘,将失去许多就业机会。

对于今年的就业形势,成都人才市场负责人认为“不乐观”。据四川省教育厅统计,今年四川有近30万毕业生需要就业,加上去年尚未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预计有35万人。(李庆)。

教育部通过官方微博公布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刚一露头,就被投了众多“不信任票”。听听家长们的担忧:作业没了,考试少了,升学选拔更扑朔迷离了,名校更遥不可及了。应该说,“减负十条”指向的,都是大家诟病已久的问题。学校之所以屡屡逆势“增负”,甚至连家长们都自愿给孩子加压,还不是因为那根高高举起的高考指挥棒。高考指挥棒为何有如此威力?说到底,还是现行的人才观念和用工机制存在问题。评价人才、使用人才应该坚持实用主义,而不是名校准则、文凭主义。遗憾的是,后者在当今的就业市场上正大行其道。只有破除挑学校、看学历的新出身论、血统论,才有可能跳出应试教育的怪圈。否则,单纯出台多少减负措施,也还是小马拉大车。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科学桂冠上的“江浙现象” 从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到两院院士,在中国的顶尖级人才中,江浙籍人士均占有最高的比例。江浙地区从经济中心过渡到文化中心用了数百年,这样的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续周期也很长,能释放百年的热量 本刊记者/王家敏 2011年初,87岁的内科血液专家王振义老先生,因其在白血病治疗研究中的创新性地提出“诱导分化疗法”,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这项设立于2000年的奖项,每年度不超过两位获奖者。过去十余年,吴文俊、谷超豪等18人摘此桂冠。逐一了解这些获奖者,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按照籍贯统计,18位获奖者中,来自江浙沪地区的人数最多;其中江苏3人、上海2人、浙江2人,三地相加占总数的约四成。

今年获奖者王振义院士,就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华东师范大学人才学教授叶忠海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及民风的不同,各地往往呈现出不同的人才景观。“籍贯或出生地是他们年少时的成长环境,随后的求学经历也与此相关。” 科学界的“江浙现象” 在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中,年纪最大的91岁,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为81岁,少时求学也大约在八十年前。他们大都历经这一代杰出人才成长的路径:曾就读于新式学堂,进国内最好的高等学府,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江浙学人的成长经历,更是一个时代文化教育状况的缩影。20世纪之初,江浙地区较内地更早进入现代文明,西方现代技术与当地工农业融合。当地人的求学方式和教育理念也因而发生改变,相应的技术学校兴起,新式学校普遍讲授算数理化。

作为西学传播的中心,上海形成中国最初的都市,东往上海念大学也成为一时的风潮。例如,今年获奖的王振义是江苏兴化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2008年度获奖者徐光宪出生于浙江绍兴,24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2000年首届获奖者吴文俊在上海出生,21岁时就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毕业。如果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人数尚少,不足以说明江浙地区人才辈出的话,那么,两院院士的籍贯分布则更具统计学意义。《2009中国两院院士调查报告》显示:在1955年至2009年间当选的中科院与工程院院士中,以院士出生地计算,江苏323人居第一位,上海234人居第二,浙江居第三,有223人。这三地总共占两院院士总人数的四成以上,达41.19%。

实际上,早在1948年,考古学家夏鼐就发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指出,以出生地来计算,第一届院士以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最多,均为17人,二者共占全体院士的42%。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高级人才中江浙籍人士均独占鳌头,乃至于直到如今,在人们的印象中,带有吴侬软语“腔调”的普通话还是科学、人文大家的另一种“标识”。江浙地区学风浓厚,自南宋以来就是有名的“才子之乡”。据统计,明清时期该地区共产生了202名状元。浙江学者沈登苗认为,“江浙从经济中心过渡到文化中心用了数百年,这样的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续周期也很长,仍能释放百年的热量。” 江浙地区上百年的人才延续和聚集,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一道令人称奇的人文景观。其中江苏无锡的鸿声乡更有“院士之乡”的盛誉。

当地的钱氏家族自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国学大师钱穆以来,涌现了钱伟长、钱令希、钱临照、钱易、钱俊瑞等杰出的科学人文大家。人才与地域 清华大学2007级电子工程系学生朱峰还记得,他的高中母校苏州中学的实验楼就是的钱伟长题的字。低他三级的师弟、2010级软件学院吴晓阳也自豪地说:“母校图书馆的两面墙上,挂的全是出自苏州中学的科学家肖像。” 和他们一样,当年19岁的钱伟长,正是从这里考入清华,北上求学。钱伟长以外,苏州中学还先后走出了激光与非线性光学家姚建铨、工程力学家钱令希、物理化学家吴浩青、中国现代光学奠基人龚祖同、计算科学奠基人冯康、高分子科学家钱人元等大师级的人物。而江浙地区出生的院士,更不胜枚举。人才与地域之间,真是那么密不可分? “人才地理”关系研究始于1923年,地理学家丁文江发表了《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忠海说,“这个‘地’不仅仅指自然地理,还有经济形态,民风习俗,甚至是家族传统。无论是书香门第的没落,还是商帮望族的发家,都有‘地’的影响。”他将人地关系分为小环境和大环境,“小”即是家庭与社交环境,“大”则为地区和国家环境。中国人讲究家道传统,祖辈的影响最为直接,历史上多有子承父业的佳话。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均是书法大家,北宋杨家将四代人戍守北疆,而晋商、徽商、闽商等商帮家族更是延绵了数百年。地区环境则是抽象的因素,人们多以籍贯为例。同一籍贯的人,由于地区经济、文化传统、教育环境相似,其行为气质也有相近。刚、柔、憨、狡等词汇被用来形容不同的个性气质,它们也将人们引向了迥异的术业倾向。民间有言:中原多侠客,江南多文人,岭南则多术士。

放在历史的维度上,地域特征与群体气质也多有变迁。近现代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和唐宋以来经济中心转移的方向一致,人才聚集地逐渐从中原转入长江流域,在南宋时形成了“苏杭人才轴线”。这不仅使得进士人数逐渐南多北寡,其民风气质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齐鲁大地本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近代却有了“山东出响马”的俗语;西南古称蛮夷之地,后民智开化,蜀人渐渐以诗词禀赋扬名。至鸦片战争,这个古老的国度不情愿地敞开了大门,中国地域人才分布,也有了新的坐标系。“通商口岸不仅往来货物,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也随之闯进来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杨念群认为,各地域已经脱离了自给自足的语境,相当大程度上需要考虑外来西方话语的渗透。美国汉学家柯文对此也颇有兴趣。

他认为,从地域角度而言,西方冲击造成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反差。沿海地区是商业超过农业,现代多于传统,外向而非内向,因此,中国近代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产物。然而,由于各地域固有的思维不同,各地对西学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内地湖南发起的是洋务运动,是从物质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江浙人喜欢办学堂、学西艺;广东人的行动,则是要传播新的思想。”杨念群认为,正因各个地区的人“分而治之”地接纳了新观念,才构成了近代中国多元而开放的人才局面。人才地理流变 今天的名校,大多与清末的西学涌入有不可忽视的联系。当年的南洋公学地处租界,教师大部分留美归国,所用教学全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原版教材。一百年后,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学,先后走出钱学森、王安、吴文俊等人。

在两院院士中,有200余位都是交大校友。但传教士带来的几本西洋书籍,也仅仅是江浙地区科技人才兴盛的助推器。江浙自有其“考据之学”的渊源,历史学者傅国涌认为,这一学科学本来就是研究社会运行规律,具有现代学科的考证方法,成为江浙一带学术得以细分的基础。早在乾隆年间,江浙旧式书院的课艺内容已经有所伸展,“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及至19世纪末,租界的传教士们建议开设现代专门学堂,所设科目相当细致,有“律法学堂、词章学堂、医理学堂、矿物学堂”。因为研习西学西艺的水平不断提高,上海龙门书院、求志书院等也逐渐改制为专门学堂。上海周边纷至沓来的求知青年,所选课业也开始明显向理工科倾斜。因而,江南人才的类别也随时代转换而变化,杭州师大吴越钱氏家族研究所所长李最欣介绍,这从江浙钱家可见一斑:钱家宋代有秘书监钱昆,明朝有翰林院编修钱福,到了近现代,就多西学院士了。

如果说江浙人转向理工科是“务实”的典例,同样是沿海的岭南地区则有“务虚”的情怀。以香港、澳门为门户,粤人不仅穿洋服、开洋荤,还以办报纸、创学会的方式,首先传播西方现代思想,呈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影响不仅在仕大夫阶层,连广东“十三姨”也成为接受西方文明的浪漫形象,在电影中一再展现。事实上,岭南的理想主义气质由来已久。其南部临海、水网交错,交通便利;北部则以山地形态为主,土壤沃饶。如此,岭南地区农商发达,或谋得渔盐之利,或耕织有余,世风奢靡,喜尚新奇。国学大师胡朴安评价说,“粤人好大喜新……有能以新学说、新主义相号召者,倡者一而和者千,数日之内,全省为之相应。” 因而,太平天国运动以“拜上帝会”为名,一呼百应;康有为等人一脉相承,试图以基督教新教改革为背景,建立“神权—世俗”的现代君主政体;孙中山,则带来了五权宪法等共和思想,追随者亦众。

面对西方文明,岭南人从其思维习惯,将文化变革作为价值取向,杨念群说,“正是理想主义的奔走呼号,成就了中国最初的思想启蒙。” 人才分布总是在历史与地理两个维度上交错,时至今日,因“籍贯”而产生的人才差异已远不如百年前显著,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也更为多元化。“人们需要的是自由发展,成才也不拘一格。” 傅国涌认为,人才的范畴不再拘泥于学术及研究领域,各行的佼佼者,只要有一技之长,皆可称为“人才”。沿着钱伟长当年的求学之路,从苏州中学走到清华大学的吴晓阳,也并没有为自己规划一个纯科研的未来。他的计划是毕业之后创业。有趣的是,这个男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母校毕业名人不是科学家钱伟长,而是排球教练袁伟民。★(本刊记者钱炜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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