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校婚族"背后是责任感的缺失


 发布时间:2020-10-31 11:58:42

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委员、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代表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委员,应邀参加由《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举办的2009年两会系列访谈,就此话题展开讨论。大学生不愿去基层情有可原 顾海良代表说,湖北中部一个中等城市搞了个调查,发现他们那里出来的学生,毕业时平均每十个人只回去了一个。“这说明大学生还是回去得少,大量拥挤在大城市。这是情有可原的。”顾海良代表说。他认为,尽管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但大家一般都希望到经济发达地区,到科学技术先进一点的部门、行业就业。“我们对就业的期望、就业的追求无可非议,但是任何一个就业问题都是一个社会问题,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有些岗位供求会发生很大变化。” 瞿振元委员也赞同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到普通乡镇,甚至到边远的农村,之间过大的差距,会在人才流向上、就业流向上造成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也是一个循环,越穷的地方越没人去,越没人去改变那里就越不行。

”瞿振元委员说,“站在现实的角度来说,你想要去大城市、大机关、大单位情有可原,但这个选择在另一方面又限制你,当大机关、大单位、大城市装不下的时候,到哪儿去?” 瞿振元委员说,我们还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1998年高校扩招,当年招生108万,而今年一届毕业的大学生就有611万。这组数字看似很庞大,但是在顾海良代表看来,大学生实际上不是多了,相对还是少了,只不过就业的方向和结构都不合理。但是在现行条件下,就业方向结构一时难以得到改进。现在这种状况下,合理的就业趋向,同时也是个人可能去的合理岗位,在哪里?瞿振元委员说,“我认为,应该把大学生引导到基层去。” 大学生到基层不是在荒废时光 2003年,团中央、教育部启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郗杰英委员的儿子成为第一批志愿者。很多人不理解:你的孩子在北京出生长大,干吗要到下面去受罪啊? 郗杰英委员不同意这个说法。1969年,还是一名初中生的他来到北京玻璃总厂,从学徒工干起,从月工资16元开始挣起。

多年后回顾这段生活,郗杰英委员说:“基层首先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状况,了解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这些认知能让我们终生受益。” 尽管儿子这一代的年轻人与自己年轻时完全不一样——他们视野开阔,文化程度高,但是郗杰英委员说,他们与人交往的能力,对基层的了解、办事的能力、动手的能力,还显得比较弱,应该到基层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郗杰英委员的儿子在云南做了一年的志愿者。这一年在基层的经历让儿子开阔了眼界:儿子要给农村青年搞图书馆,就动员北京的各个单位捐书,捐了书之后,图书馆怎么办?怎么搞图书编码?怎么让大家登记?他要自己一样一样去落实。这一年儿子的收获太大了:知道了农村集体选举是怎么运行的,知道了计划生育工作怎么开展,知道了怎样在云南种烟叶……最重要的是“他把书本知识变成社会知识”。郗杰英委员说:“不要认为到高科技的地方就是好地方,白开水有白开水的味道,基层有基层的味道。” 顾海良代表与郗杰英委员有着相同经历。也是在1969年,初中还没有毕业的顾海良就去了农村。他当过农民,当过生产队会计,也当过民办教师。

“我对中国国情的理解都得益于这个年轻时的经历。”顾海良接触过的很多优秀人才,绝大部分也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大学生下基层不能在政策上吃亏 在采访中,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基层心存这样的顾虑:同时毕业的大学生在农村和城市的命运迥然不同。以医学院学生为例,在城市医生的发展可想而知,而在农村当村医,他的前途在哪里? “现在的学生权利意识很明确,民主意识很强。在全社会按经济规律办事,劳有所得、按劳取酬大原则下,政策导向是非常重要的。”郗杰英委员说。他以美国开发西部为例,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西部?因为它有很强的政策倾斜。“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教育,要让他认识到基层对他成长的重要性、成才的重要性。另外,在物质生活方面也要设有利益机制。” 这几年,相关部门出台了不少鼓励大学生去基层服务的计划,比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大学生村官计划等等。最近刚刚出台的国务院七条促进大学生就业措施中,对大学生到基层就业有相当大的优惠。“在有安排又是比较现实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导向——到基层去,也是当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合理选择。

”瞿振元委员说。目前看来政府有两种政策,一是过渡性的,一是相对长一些、准备在基层的整个组织中、甚至是企事业单位各个方面发挥作用的。他强调,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政策,政府有关部门一定要把有关政策想得更明确一些。“在市场经济这样的条件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现在当然有很多短期的措施。但是从国家来说,应该考虑中长期应对就业的战略。”郗杰英委员提醒,“从大学生培养的途径来说,他本人要体会到基层对他的成长作用。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说,应该让下基层的人、能吃苦的人,在政策上不吃亏。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合情合理且公平的。” 顾海良代表表达了与他们一致的看法:无论是哪种政策,都要对年轻人负责。他以大学生当村官为例,每年他都要送去基层当村官的武大学生,到了毕业设计的特殊时刻更要去与学生们谈心。他问学生们的想法,学生们的回答很多元化。“多元选择是正确的,不能只有一种选择。”顾海良代表说,“ 政府要自始至终对这些人负责任,提供多种选择,当然这个选择并不是由计划经济包起来。” 大学生下基层政策定要落实到位 一个学生给郗杰英委员打电话:郗老师,听说中央对大学生就业有很多政策,但是我到工商局去问有什么优惠政策,他们的回答是“不知道”;我去银行贷款,他们说:“你小青年贷什么款?” 这个电话让郗杰英委员深有感触:“政策的落实还需要时间,政策能否有效还需要评估城乡差别。

”国务院出台了七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可他更看重的是“第八条”。“这么多好措施,怎么让大学生直接感受到,而不是说着好听、看着好看。得管用。我说的‘第八条’就是明确责任,要落实这个事。”郗杰英委员说,“现在我觉得这件事光靠学校不行,单靠工商部门、单靠银行也不行。大家各负其责。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就是落实。” 中国农业大学每年有3400多名应届本科毕业生,2006年以来每年都有500多人到农村和基层单位就业,同时还有一部分学生到农业生产一线自主创业。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当地的骨干。对此,瞿振元委员很有成就感。而在成就感的背后,是很多外人看不到的学校所做的工作,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大力宣传国家政策,争取让每个学生都心中有数;校内出台配套措施,比如对到西部或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3年以上的未获国家助学贷款或贷款未达标准的毕业生,给予差额奖励等;更要与到基层工作的毕业生保持密切联系,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们感到在基层不孤单,有在基层继续工作下去的意愿……有人评价,这么多琐碎工作,不是学校应该做的事情。

对此,瞿振元委员也同意,“把这个事情过多地推给学校,推给教育,其实是不公平的。就业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 顾海良代表也有同样的看法。“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来关心,各级地方政府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不是学校自己的事。学校做了很多工作,一旦学生下去以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对他们来讲也会造成其他想法。”他说,“政策怎么落实下来,落实到位,使下去的人不感到吃亏,不感到心寒,这太重要了!” 本报记者 原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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