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工作调动未及时入编 海南澄迈教科局长被免职


 发布时间:2021-04-23 16:45:01

面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青春期教育问题,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加强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增强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近年来,随着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的持续扩大,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子女留在农村学习和生活,成为留守儿童。据今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有农民工2.69亿,比上年增长2.4%。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多达6102.55万人,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比5年前增加约242万人。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农村教育的相对薄弱以及社会保护力量的不足,留守儿童特别是进入青春期的留守儿童的教育保护问题十分凸显,安全事故、意外伤害、被侵犯甚至违法犯罪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的不时发生,不仅给某些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带来了伤害和不幸,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全国妇联的研究数据显示,12~17岁农村留守儿童所占比例为29.62%,超过1800万。

据有关方面研究,这一年龄阶段的留守儿童的教育保护问题最多、也最为突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是他们进入了青春期。青春期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身心变化最为迅速而明显,人的身体发育完成,由儿童向成人过渡,由于身心的剧烈变化,极容易出现疑惑、叛逆、躁动、焦虑等心理。处于青春期的人,最需要关爱和教育引导。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青春期教育的缺失、缺位或者不当,都可能给人的健康成长带来某种不利影响,进而造成成年期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及障碍。有研究者指出,青春期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们缺少必要的青春期发育知识,对性及生殖健康知识不了解;尚未形成端正的青春期健康态度,一定程度上对自身成长发育抱有烦恼、担忧等负面情绪;同时,缺乏自我保护和防范意外伤害的能力。这跟农村留守儿童的青春期教育的现状是分不开的。调查发现,由于与父母分离,青春期的留守儿童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和指导,他们平时跟同伴、教师的交流也很少。很多农村学校既没有开设青春期教育方面的课程,也没有专门教师。

很明显,目前农村留守儿童的青春期教育还非常薄弱,在个别地区甚至是空白。要改变这一现状,笔者认为,需要健全和完善留守儿童的教育关爱机制。各地党委政府要进一步重视,增加投入,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加强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增强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教育合力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首先,各地党委政府应进一步加强领导,全面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教育的作用,通过建立示范点、建设农村社区儿童教育保护中心等,组织专门力量和专业人员,对留守儿童开展专门服务和专门教育,引导儿童的闲暇生活,传播社会正能量,让广大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充分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其次,要进一步强调父母的责任,加大对留守儿童家庭的帮助和支持,通过多种手段和形式,帮助父母履行教育职责,发挥好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再其次,学校应根据留守儿童成长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开设青春期教育课程,并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自我保护方面的教育,把育人摆在首位,在帮助留守儿童成人的基础上成才。

(■陈卫东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新学年伊始,韩国首尔市教育厅开始实施比以往更严格的师生贿赂禁止政策:教师收受学生及其家长礼品券或现金价值10万韩元(人民币550元)以上的,将被罢免或解聘;不足10万韩元的,也将面临警告或减薪的惩罚。应该说,首尔市教育厅此举,体现了教育系统的法治精神的贯彻主张,是一种时代进步。自古以来,在儒教思想的影响下,韩国社会的为师者就像国君和父母一样。进入现代化社会以来,韩国的这种传统观念经历过两次冲击并逐渐淡化。首先是上世纪60年代,韩国将教师视为普通劳动者的社会思潮;其次是上世纪90年代,韩国将教师视为工作稳定的专门职业者的社会思潮。

如今,韩国公立教师的身份属于公务员,私立学校的教师也参照公务员管理,专门设立《教育公务员法》管辖教师这一职业。在传统的儒教社会,纲常伦理和感情因素在人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师生关系也如此——地位上,老师崇高甚至不容置疑;感情上,老师是可敬可亲的。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学生以物质馈赠老师,既合人情又合伦理,更谈不上贿赂。但随着现代社会强调人格平等、契约精神的法治观念深入人心,韩国学生和教师的关系悄然改变。首先是教师退去“高人一等”的地位,成为一门普通职业,其次是教师被纳入公务员系统,并被赋予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在这种情况下,师生关系更多地依法调节;同时,老师收受学生的馈赠也容易和贿赂联想到一起。首尔的“教育新政”用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给师生之间的行为划出“边线”,其严格的程度更是体现了强化法治观念的决心,无疑具有进步意义。至此,学生、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将变得更简单和有据可依。正如首尔教育官员所言,“家长不再纠结去学校时到底空手、还是该带礼。” 至于如何在尊师和反腐之间取得适当平衡,首尔市教育厅的新政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允许教师节和学生的毕业典礼公开收受鲜花或蛋糕等价值3万韩元(人民币165元)以下的礼物,通过主动向上级汇报豁免惩戒。

如此一来,政策虽严,却也为学生在特定日子向老师表达感恩提供了机会。当然,也有人质疑称,贿赂私下进行,强化惩戒未必能根除这个现象,但也不必为此杞人忧天。首先,首尔市教育厅引进的悬赏举报方法,意在调动大众加强对教师收礼行为的监督;其次,任何法律条款都无法做到根绝腐败和犯罪,即使是在法治程度很高的国家,更何况在韩国仍残留一些人情社会和等级观念的因素。因此,对韩国而言,严禁教师收礼的政策,其意义在于规范师生之间的权责关系,培养并强化教育领域的法治观念。

中韩在传统文化方面很相似,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面临类似的社会问题。在解决收送礼物、红包的问题上,两国倒可以借鉴彼此经验。同时也应该看到,普法与贯彻法治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一定的历史过程。刘汉振(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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