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虚伪的素质教育比应试教育更可怕


 发布时间:2021-04-23 01:23:20

“校级间存在差异,关键在于管理,也就是校长,还在于师资,也就是骨干教师。”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认为。上周五,浙江省教育厅在衢州召开“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会”。今年8月,浙江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县(市、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交流工作的指导意见》。可是,文件出台近半年,教师的流动却显得“乏力”。“目前,存在较大阻力。”省教育厅的一位相关人士坦言。为什么?“激励政策不够。另外,各地状况不同,特别是山区,很难将城区的教师流动过去。”他分析。面目前,衢州柯城区的教师流动却呈现这样一组数据:城区交流到农村占68.66%,农村交流到城区占20.9%,各级名师从城市流向农村比例达53%;农村学校超过85%的校长和超过50%的副校长,均来自城区学校。这么高的流动比例,他们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2007年,衢州柯城出台“一校两区”的文件。即农村的完小(村小)并入市区的名校,成为其一个校区。同时,衢州柯城区对城区参与托管的学校和被托管的农村学校进行捆绑式考核。捆绑之下,两校的人、财、物,全合并为一所学校,并由校长统一安排。

教师、教育理念和教学资源,自然就会输入农村。连距离柯城市区30公里山路的完小,也来了市区的名师。一校两区后,“教师没有身份区别,只有岗位区别。这样,流动的阻力就会减少。”每学年,两个校区统一调整学科教师分配。至今,已有31位衢州兴华中学本部的教师到华墅任教。同时,华墅的21名教师在本部进行1-2年的专业培养。其中一部分回华墅后,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据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兴华中学华墅校区的初三毕业学生成绩与进校时对比,提升幅度居衢州柯城区之首。(本报记者 高逸平)。

我们之间也难免出现矛盾,但大家从来不把话埋在心里”,杨洁说,她们之间相处很简单,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大家互相体谅,学习上你追我赶。杨洁举例说,李伟娴晚上喜欢上网,还常常打电话聊天到深夜,而其他人10点过就要睡觉。作为“后勤部长”,杨洁主动找李伟娴谈话,诚恳地表达了室友们的意见,李伟娴很乐意接受。此后,大家规定,晚上睡觉时间不超过11点,早上7点前起床。

被誉为“中日交流民间大使”的加藤嘉一到访贵州大学,并举办了为题“从零开始的在华十年奋斗”的讲座。会后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在这十年里,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人既自卑又自傲。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从“零”开始在北京学习生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2010年获得硕士学位。2005年开始受邀为《南方周末》 《环球时报》等国内外媒体撰写时事评论,常做客央视《新闻1+1》 《环球视线》;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 《一虎一席谈》等节目。如今他已然成为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以活动策划人、主持人、同声传译、谈判人等身份促进中日民间交流。记:加藤嘉一先生你好,今天早上你在贵大做了一个关于你在中国奋斗的十年的讲座,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在这十年里,在你眼中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加藤:第一是同质化。城市的建设、大学的建设都是同质化的,大家想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主流的价值观被强化,比如“成功”。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国的多样性是存在的,但是大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严重同质化的。

这两者在中国导致了中国这十年同质化的倾向。记:那在你眼中中国国民的心态和十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加藤:大家越来越“拜金主义”,比如说买房。买房是正确的,但是大家买房是为了结婚,这是一种实用主义、投资主义、功利主义;还有一个是犬儒主义。这些主义不断的加深严重,使得大家一方面强调个性,但是另一方面又没有办法个性化,大家都往一个方向去想,从众跟风的风气很严重。还有就是中国人太忙,忙一些意义不大的事情。比如大学生忙着找工作、找房子、找对象,这个就是年轻人的“三找主义”,这个现象很严重。问题不在于“三找”本身,但是大家在行使这种权利的时候他们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大家的行动都受主流价值观的思想所支配了。大家越来越愿意得到一种急功近利的东西,很喜欢炫耀。记:在这十年里面中日两国人民都经历了许多:民间对立的情绪不断地激化,岛屿主权争端,中国汶川地震,日本福岛地震,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呢? 加藤:我觉得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态度首先是接受的。我们在接受中国在崛起,我们在接受中国在赶超我们。

但同时我们也很清楚,中国即使在GDP总量上面超越了我们,但是人均的GDP、社保、社会福利等等方面还是不如我们。所以一方面是自傲,一方面又很自卑。日本人看中国人都是抱着这种双重的截然不同的心态,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对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还是接受的。我觉得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共同语言共同利益是前所未有的,要首先认识到这点。可能现在很多朋友没有看到,不知道这一现状,所以我经常说:注重认识,回归常识,重塑共识。记:作为中日民间交流的活跃人士,你认为现在中日民间交流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加藤: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我认为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对等的交流。你看现在日本对华的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官方开发援助),它的最大的有偿部分早在2007年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日本依然从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看中国:我们该向中国提供什么,这本身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当我们走过40年以后,我们两国现在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两国实力、综合国力是前所未有地靠近,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心态很重要,心态决定成败。

我一直说两国人民需要“战略耐心”。我觉得现在中国和日本需要众多共同的项目,共同的认识,我认为这点很重要。不能为了“友好”而“友好”,我们必须把“友好”的精神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所以我们必须得共同地做事情、需要对等的交流。过去的“我高你低”,“我好你坏”,“我是给的,你是拿的”这种简单的二元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不是常说“四十而不惑”吗?我们最需要的是对等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交流才是现在最需要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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