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期沉没的44艘潜水艇在海底被发现(图)


 发布时间:2020-10-27 20:59:23

研究人员根据发现的骸骨还原的理查三世像 英国莱斯特大学考古队通过比对地图和利用钻地雷达技术,在2012年8月确定莱斯特某个市政停车场就是史书记载中英王理查三世埋葬之处。当年9月,一具完整的人体遗骸出土。考古队通过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稳定同位素分析、骨骼检查和DNA分析,所有检测结果均与历史记载中的理查三世相符。2013年2月,考古队正式宣布他们在市政停车场地下发现的遗骸确实是理查。这项发现不但被美国《考古学》杂志评为2013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英国也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这具骸骨上留有理查死前不久承受的10处创伤,8处在头颅,2处在身体上。研究报告还显示理查是被草草掩埋的。尸体的头部被支撑在坟墓的一个角落,也没有裹尸布或者棺材的迹象。同时,证据表明理查在埋葬时双手仍被绑起来。理查于1483年加冕为王,当时英国处于玫瑰战争之中。在位期间,理查资助教堂和学校,建立了北方议会,还颁布了一些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

不过,他的统治仅仅持续两年,便被兰开斯特家族推翻。1485年,亨利·都铎(即后来的亨利七世)发动叛乱,理查三世命丧博斯沃思平原,时年32岁,成为最后一个死在战场上的英国国王。据史料记载,他战死后尸体曾被裸体示众,最后葬在莱斯特的圣方济会教堂中。后来,随着亨利八世上台与宗教改革的推行,英国许多修道院都被夷为平地,理查的墓碑也因而搬到别处,墓穴的确切位置再也不为人知。理查执政时间虽短,其作为暴君的形象却深入人心。理查在历史学家托马斯·莫尔撰写的编年史中首次被刻画成暴君。自那之后,他的负面形象不断被放大。莎士比亚的剧作《理查三世》把他描绘成一个跛足驼背的君王,面容扭曲,内心邪恶,甚至为了顺利登基,不惜杀掉兄长的两个儿子。然而,鉴于莎士比亚的写作素材大都来自理查三世继任者——亨利七世的史官,因此其中描述多有失公允。研究人员对理查三世的遗骸还进行了一些后续研究,例如对他肠道中发现的蛔虫虫卵进行化验,证明他的肠道曾受到蛔虫感染。

理查可能像中世纪的许多其他人那样,食用了受到污染的食物。为了发现更多历史信息,莱斯特大学的考古学家将在发现理查遗骸的地点开始新的考古挖掘。今年理查三世的遗骸本来被安排在莱斯特大教堂内重新下葬,却因他的后人提出反对而未能执行。作为约克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也有人认为他应该葬在约克市。(徐力恒)。

将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有媒体评论说,米勒在得奖前名气小,甚至大多数人没听说过,作品的读者也很少,她的罗马尼亚背景对于她的获奖大有帮助。情况是这样吗? 高兴: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对瑞典文学院授奖决定中的关键评语说上几句。这句话的英文是:“who,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poetry and the frankness of prose,depicts 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目前,这句关键评语译法很多。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译法是:“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真,描绘了被剥夺者的境遇。”这里所说的“散文”是相对于诗歌而言的大散文概念。因此,在欧洲,小说常常被称为散文。而“被剥夺者”自然有多重含义,既有精神意义上的,也有物质意义上的。至于米勒的声名,我想这是个相对的问题。在德语文学界和罗马尼亚文学界,她还是赫赫有名的。我接触过的罗马尼亚作家都了解她,有些还是她的好朋友。比如,罗马尼亚当代文坛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和小说家米尔恰·格尔特雷斯库就始终同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众多的中国读者,米勒也许还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因为专业和工作的缘故,我对米勒却感到亲切,并有所了解。

其实,我所供职的《世界文学》杂志早在1992年第一期就以“德国作家赫塔·米勒作品小辑”的形式重点介绍过她。那是《世界文学》同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共同举办翻译竞赛的成果。当时,我注意到,米勒移居德国还没几年,歌德学院就选定她的作品作为翻译竞赛的文本,可见德国文学界对她的器重。小辑包含女作家的两个短篇小说《乡村纪事》和《地下的梦》以及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老师撰写的长篇前言和米勒小传。1993年,《外国文学动态》杂志每期封三,都要推介一位外国重要作家,用精练的文字勾勒作家剪影,并配上作家照片和简介,我当时主持这个栏目,介绍了昆德拉、尤内斯库、松本清张、马尔克斯等人。

出于喜爱,有一期我也介绍了米勒,还为她写了些热情的充满诗意的文字。时隔十余年,《世界文学》又在2003年第五期“德语当代短篇小说小辑”中发表了米勒的另一个短篇《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此外,《译林》杂志也曾发表过她的短篇小说《黑色的大轴》。台湾还出版过她的长篇小说《风中绿李》。米勒同罗马尼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移居德国之前,她在罗马尼亚整整度过了34个年头。无论如何,罗马尼亚都是她人生和文学难以忘怀的故土。移居德国后,米勒坚持书写罗马尼亚题材,更确切地说,是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生活。这是她的策略,也是她的聪明之处。

用纯粹的德语写作,写的却是“那些被剥夺者”的境遇,米勒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主题和题材上的优势。如此写作,在西方文坛更容易出人头地,也更容易引人注目。实际上,米兰·昆德拉、诺尔曼·马尼亚、哈金等作家走的都是相同的路径。因此,我个人以为,罗马尼亚背景在相当程度上成全了她,并让她最终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顾彬:米勒在德国是很著名的。大约1995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D)颁发给她一笔写作奖金,当时我也在场。实际上,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就知道她了。她获奖后,德国的媒体几乎是一片赞扬声,过去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他们会对瑞典文学院的决定提出质疑。

这一次虽然也有报纸说米勒的作品太少,题材单一,但就主流的报纸而言,反应完全是正面的。罗马尼亚背景确实帮了她的忙,她从来没有写过德国题材的作品,这当然也是对的,她30多岁才到德国,对德国有一种陌生感,德国的情况应该由德国出身的作家来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人认为米勒不能够说是一个“德国”作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她当然是德国作家,因为她用德语写作。题材不重要,语言是更重要的。顾钧:米勒曾说罗马尼亚语是诗的语言,同时她的德文也很漂亮,双语的背景是否是她的优势所在? 顾彬:她的德语确实很漂亮,罗马尼亚的德语和德国的德语不太一样,保留了很多古老的词汇。

她的德语很有味道,仿佛让我们听到了来自另外一个时代的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声音。另外就是她用词的精确。中国当代作家如莫言、苏童描写一个东西时爱用很多词,所以少一个多一个都没问题。米勒不一样,她不会多用一个词,也不会少用一个,所有的词都是恰当的,这和鲁迅很相似。另外她也和鲁迅一样,敢说,敢写。她敢于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恐惧感,她曾说,害怕是最好的美学,因为害怕,所以写作。高兴:米勒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地区蒂米什县尼茨基多夫村。父母以及村里人都属于日尔曼族,是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全村人都讲德语。因此,她实际上是在德语环境中长大的。

德语和罗马尼亚语都是她的母语,但德语应该说是她的第一母语。中学毕业后,她考入罗马尼亚著名大学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蒂米什瓦拉市是罗马尼亚西部重镇,靠近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文化和教育都比较发达,许多居民都会讲三种语言: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和德语。客观地说,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文化生态不像一些西方人士所形容的那般恶劣,并没有出现过类似于“文革”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有一阶段甚至还很开明,不少优秀的作家活跃于文坛,享受着应有的待遇,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尊重。比如诗人斯特内斯库和索雷斯库,再比如小说家普列达。

诗歌领域甚至还出现了“抒情诗爆炸”的可喜现象。我想所有这些,加上多种语言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在赫塔·米勒成长的关键时期,肯定给了她不少滋养。她本人就坦言罗马尼亚民歌对她有重大影响。正是在蒂米什瓦拉,她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但从一开始,她就选定德语作为自己的创作语言。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据我所知,她始终是用德语写作的。我不知道她是否用罗语写过什么。我读过她的几个短篇小说,都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总体而言,我觉得她是个既注重语言又注重形式的作家。作品层次丰富,往往充满了诗意,而那种诗意总带着淡淡的忧伤,呈现出一种残酷的美。

语言的精炼和细节的力度在她的作品中极为突出。句子简约,冷峻,富有张力。而小说中那些精致的细节充满了冲击力、感染力和无限的意味。我本人特别喜欢她的《地下的梦》(直译是《死亡的小小乌托邦》)和《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读她的小说,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她的诗歌写作背景。有些小说简直就像散文诗,比如《地下的梦》。确实,她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文学与意识形态 顾钧:米勒1953年出生在罗马尼亚,却是德国裔,她经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人认为她还生活在那个意识形态对立的时代,她的文学世界依然充满了无家可归的迷茫和绝望。

如何看待这一点? 高兴:阅历的丰富,对于任何真正的创作者,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米勒就是一个例子。她经历过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此经历肯定能让她获得一种对比的目光,有助于她的思考和创作,有助于她对人性和社会的理解和洞察。但就其创作而言,她的素材和主题还是比较鲜明的:那就是威权下的罗马尼亚生活。她常常在不经意中触及愚昧、麻木、腐败、残暴、孤独、死亡、落后、压抑等主题。这都是她熟悉的素材和熟悉的主题。我说过,书写这些素材和主题,已成为她特有的优势。顾彬:米勒敢于面对历史,很多人不敢面对,他们忘却记忆,认为让过去过去就好了,因为历史记忆会带来痛苦。

但历史是无情的,你不去找它,它会来找你,也许不是现在,不是你20岁的时候,但你50岁、60岁的时候它会来找你。我有机会和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犹太人接触,我很愿意听他们讲述他们的苦难,因为可以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二战以后,德国人不敢面对自己的历史,我们的父母也不敢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每天平静地过日子,但像我这样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逐渐发现不对。1968年学生运动中大家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1968年以后德国人开始直面历史,现在德国最大的《法兰克福汇报》每周都会报道德国人对纳粹时代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米勒起的是同样的作用,她告诉我们历史,她曾说“文学应该帮助人们克服历史带来的问题”。虽然罗马尼亚有自己的国情,但不少方面与前民主德国有相似的地方,而民主德国是现在新德国的一部分,通过她的作品我们可以间接地了解民主德国,了解我们的历史。这也是她的作品受到欢迎的原因。顾钧: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会和意识形态挂钩。米勒这次获奖,政治因素和艺术因素,孰轻孰重?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还是也有其他因素的干预? 高兴:记得儿时,时常有一些要饭的来到我们家门口。母亲每回都盛上一大碗米饭,同时不忘夹上一大筷子菜。要饭的连说谢谢,感激不尽,并立即端起饭碗,急急忙忙地吃下肚子。

真是饿坏了。如今,要饭的,虽然也端着碗,可并不真的要饭,而是要钱。你若给少了,他转身还会骂你一句。我想说的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身处一个连要饭的都不纯粹的世界。究竟还有什么会是纯粹的?!如今,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中,搀杂着越来越多的其他色彩和成分,有些极为微妙,甚至和文学无关。它可能是政治,可能是商业,可能是运气,可能是炒作,可能是操纵,也有可能是赌博。谁知道呢?在我看来,赫塔·米勒的获奖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微妙平衡。如此的微妙,以至于,难以用言语说清孰轻孰重。顾彬:有些获奖者和政治很远,如1996年的波兰诗人维斯拉瓦·申博尔斯卡就是因为她的语言实在太美了。

但不容否认,有些人是因为与政治关系密切而获奖,瑞典文学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左”的,他们希望看到作家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另外除了政治,道德也是一个因素,有道德感,有良心的作家也会被他们看重。1972年获奖者是德国人海因利希·伯尔,他很有道德感,他的作品从道德上看很有价值,但语言不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读了。再如1999年的君特·格拉斯,他的德文也不好,但他敢于公开地批评德国的问题,被认为是德国的良心,虽然他所指摘的不少问题在我看来是胡说。顾钧:一些有东欧背景的人能够在西欧获得巨大的成功,如康拉德、昆德拉,米勒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 高兴: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有东欧背景的作家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在西欧获得成功的。

东欧背景自然是一种优势,容易引人注目,容易被某些西方评论家看中并加以意识形态化,但创作实力和独特风格同样重要。就说昆德拉吧。他的成功的确有诸多艺术之外的因素,甚至还有点阴差阳错。比如“布拉格之春”,比如西方某些读者对他的误读。不少人甚至将他看做“出于义愤而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这令他尴尬,使他不满。实际上,他在移居法国前,就已写出《可笑的爱》、《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雅克和他的主人》等重要作品,并建立起自己独特的风格。移居法国后,又接连推出《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被背叛的遗嘱》等代表作品。

尽管他的创作,尤其是后期创作,有着种种的毛病和缺陷,但光是这些作品就足以表明他作为优秀作家存在和成功的理由。卡达莱是另一个典型。他歌颂过恩维尔·霍查,是霍查的好友,可同时也写出了《亡军的将领》、《破碎的四月》和《梦幻宫殿》这样的小说杰作。因此,有评论家认为,光凭这几部小说,卡达莱就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我想米勒也是如此。说到底,作家最终还得用作品说话。顾彬:是的,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艺术。作为作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同时也要用自己的作品提高读者的语言能力。语言是内容,内容是语言,要使作品的每一个字都是优美的,都充满着历史的含义。

米勒就是这样的作家。语言是文学唯一的对象,唯一的基础。我觉得从东欧到西欧去的作家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能够接触到多种外语,外语有助于母语的提高,外语的知识越丰富,越有利于和母语进行比较,提高母语的表达能力。出版市场与翻译文学 顾钧:在中国的出版界,一个作家往往会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成为出版社追捧的对象,得到大量的翻译和研究,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高兴:目前,就我所知,中国大多数出版社实际上已企业化。既然企业化了,那么,按市场规律办事,倒也无可厚非。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目前世界文坛影响最大的奖项。对于出版界,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印数、利润和影响。

因此,一个作家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立马就会成为一些出版社追捧的对象,也是件正常的事。问题是,完全丧失独立判断,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做唯一的评判标准,一味地追捧,无限地抬高,就显得有些盲目、可笑和可悲了。幸好,并非所有出版社都陷入这样的盲目和狭隘。我本人就接触过不少有修养、有眼光、有独立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出版界人士。他们重视商业利润,同时也看重图书价值。有时,甚至不惜赔本出版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图书。我要向他们表示敬意。实际上,文学出版、翻译和研究恰恰最需要独立判断和批判精神。我曾在许多场合说过,在我的心目中,就有太多的作家应该得、却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以色列的奥兹,比如加拿大的阿特伍德,比如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

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对他们的喜爱。顾彬:米勒的一个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从来不考虑市场,她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和责任,这是她写作的唯一动力。那些一心想拿诺贝尔奖的人往往拿不到,文学奖是这样,其他物理、化学奖也是如此。我看过一些报道,讲很多物理、化学奖的得主早年只是每天埋头做自己感兴趣的实验。最终名至实归,反而能拿到。德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并不那么看重,无论获奖与否,作品都会被译成德文。你看德国的市场上,60%到70%的文学作品都是翻译的外国作品,这和美国不一样,美国90%都是英语作品,所以有人喜欢把西方一概而论,这是不对的,在很多方面德国和美国差别很大。

另外,德国的作家一般都是翻译家,而且水平很高,最成功的作家都搞翻译,这和中国现在的情况差别也很大。这个传统最晚也要从歌德开始,已经有200年了。在德国,真正的作家是不考虑市场的,一是因为德国有很多文学奖,不少奖金的数目很丰厚,另外每个城市,无论大小,都有“文学之家”,作家可以在那里朗诵自己的作品,每个月去朗诵几次就能过日子了。还有一些作家为报纸写书评,大报的稿酬能够达到600—700欧元一篇。所以市场对于德国作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写作和翻译。倒是出版社经常会预测某人会获奖,而事先推出其人的作品,不少推测是准确的。

事先推出比事后吹捧要高明得多,也能说明出版社的文学眼光。-主持:顾钧 -嘉宾:顾彬(WolfgangKubin,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高兴(《世界文学》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审)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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