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粤语播音是“方言沦陷”吗


 发布时间:2020-10-22 10:54:53

广州拟重罚历史城区内违建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日前提交至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进行二次审议。其中新增规定,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等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违建,最高可罚款50万元。草案修改稿规定,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和传统村落的核心保护区域进行违建活动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并可以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此前审议时,有意见认为,处罚力度过轻,很难起到惩戒作用,不利于对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

广州市明确划定了广州的历史城区范围为20.39平方公里,其中包括26片历史文化街区、40条骑楼保护区、77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综合新华社 陈寂。

广州地区的空调降温和居民用电这类刚性负荷占主导地位,给广州电网带来较大压力。进入7月,持续高温导致广州用电负荷大幅飙升,电网每天承受着千万千瓦用电负荷。截至7月13日,广州用电最高负荷的新纪录为1133.3万千瓦,同比增长14.11%,较去年最高负荷增长9.62%,四次刷新历史纪录。广州供电局有关负责人称,目前这种高负荷以空调降温和居民用电这类刚性用电需求占主导,约占总负荷3成左右。而广州用电负荷分成三部分:工业负荷60%、居民用电20%、商业用电20%,呈现明显城市用电需求特征,对气温变化较敏感。据统计,广州地区气温每升高1℃,用电负荷将增长20至30万千瓦。预计这种用电高峰将持续至广州出现强降水、气温明显下降为止。广州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但电网建设改造多处受阻、外力破坏电网现象时有发生、用户自有设备维护不足,这些导致广州地区部分区域所辖变压器和线路严重超载,出现过负荷跳闸情况,甚至部分地区停电。

广州供电局表示,通过“有保有限”、强化错峰用电,变压器容量一百千伏安以上的用电大客户,九成以上安装了负荷监控管理系统;加大电网建设力度;加强技术革新,尽量减少停电时间;实行“一站妥”客服理念等措施,保障供电。同时,呼吁市民从每个生活细节做起,科学用电、节能环保生活。据悉,广州对高能耗企业实行差别电价、工业客户实行峰谷电价,但阶梯电价目前仍处于调研阶段。完。

广交会期间,各种语言翻译活跃于展馆,成为各国客商与展商之间的沟通桥梁。翻译,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口译在香港一般称为“译员”或“传译”;台湾尊称专业人员为“老师”,所以他们称口译员为“翻译老师”。周代称翻译为“象胥 ”(译官);汉代称为“舌人”;南宋以后改为“通事”。无独有偶,拉丁语的“舌”字词根为“lingua”,称译员为“linguist”(与语言学家同字),与中文的“舌人”完全对应。清代广州贸易时期(1700-1842)的“通事”一般译为“linguist”,不过按中文字面也许应该译为“Jack-of-all-trades”(行行通)。日本17世纪江户幕府时代(1603-1867),荷兰语译员被称为“兰通词”;汉语译员为“唐通事”:前者只做语言翻译(包括笔译);后者下分“大通事”、“小通事”和“稽古通事”,除负责语言转译之外,还包括发放信牌(进口许可证)、海关、笔录、海外信息、清商管理等事务。

“广州通事”指的是“广州贸易时期”的通商或互市(外贸)中的翻译。清初实施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关闭泉州、漳州和云台山三关,仅留下广州互市。1730至1830年间,为广州贸易的鼎盛期。北宋以来,广州作为最早设立的市舶司,在很长时期内是中国对外的最大商港。广州贸易时期不只以“行商制度”闻名,互市中“通事”所发明的混杂行话更是开“中式外语”之先河。这种混杂粤语与英文和葡文的语言被称为“pidgin”英语,也就是我们后来称为“洋泾浜英语”的鼻祖。有研究认为,“pidgin”一词的发音来自粤语的“business”的发音,中文音译为“皮钦语”。为什么会出现pidgin英语呢? 中文语境的“互市”主要指的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或通称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往来,渠道为陆上丝绸之路。《周礼》中记载的“象胥”的工作是开化“蛮夷”远人,所谓“通其欲”和“达其志”。

而西汉时期的“舌人”不过是与未有书面文字的民族“通其声”的传声工具而已。由此形成种族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中原中心主义语言观思维。到了“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中原中心主义语言和思想观同样具有很大影响。满清政府沿袭了汉人的防御性中原思维,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为确保“帝国安全”。清初的“海禁”与“迁海令”防御的主要是来自占据台湾的反清复明领袖郑成功的威胁;其间又复“海禁”及重开海禁,并仅留下广州一个口岸通商,目的只有一个:切断南洋华人与本土的联系。所以清政府禁止华人学习外语,防止外来势力介入。历史证明,清朝政府最后的确是被海外华人所支持的孙文所推翻。此外,广州贸易时期“互市”的本质不是开放性的国际贸易,而是以“易货”贸易为基础,在政府的监管下,在指定的“出口商品”交易地点进行贸易。在此通商理念下,进口商品被理解为“朝贡”,允许的出口商品为“回赐”,排斥西洋的“奇技淫巧”。

以上文化、政治和贸易方面的因素带来了广州贸易时期特殊的互市制度(行商垄断)和外语学习与使用的工具性(皮钦语)。同时,广州通事具有半官方性质,即官方“注册”,粤海关准许方可辞工,而且通事与外商交往只限于贸易往来。所以说,皮钦混杂语的出现是中原文化、清朝政府和互市的局限性共同造就的。某种意义上说,语言限制了通过互市扩大文化与民族视野的机会。广交会的翻译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真正出现。80年代末之前的广交会上,贸易洽谈均由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承担。当时业务员名片上的头衔也都直译为“business”,常常令外商一头雾水。广交会的翻译,则是在放开出口,工厂走上前台,假借大专学生的外语直接与买家洽谈后,才被大量使用。17世纪-18世纪,其他亚洲口岸的“通事”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江户时代的日本,长崎港也是幕府指定的唯一通商口岸,与荷兰及大清帝国互市。

荷兰语口译只能由日本人担任;荷兰外商不准学习日文。不过,“兰通词”通过荷兰语,潜心研究了欧洲文化,翻译了大量欧洲经典,发展为“兰学”,为日后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全面西化打下知识基础。事实上,中国早期许多汉译名著都是经由日文译本转译而来。18世纪的亚洲有三大著名口岸,除了清朝的广州、江户时代的长崎之外,还有波斯(现伊朗)的班达·阿巴斯。与东亚的口岸不同,班达·阿巴斯给予外国商行与本地商行同等经商待遇,东印度公司就自行雇用自己的“通事”。当时的“通事”大多由臣服波斯的亚美尼亚人担当,该民族信奉基督教。亚美尼亚“通事”显然享有更多的自由,甚至可以自己做生意。现在来看阿联酋的迪拜,可能就不难理解阿拉伯民族经商的世界化倾向了。无论是史上的广州贸易,当代的广交会,还是世博会,始终未跳出“请进来”的文化、政治和贸易模式。也许到了我们能自如地“走出去”融入国际社会的时候,才是中华民族更加自信地立于世界之林之时。

高文平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粤港澳知名同声传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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