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门德塞斯获保释出狱 想品尝中国菜


 发布时间:2021-02-23 00:42:41

崔健本人出现的时候,和他的名字一样,有着符号一般的形象。最标志性的是头上那顶一颗红星在中央的白色棒球帽。一身黑衣,一双普通的运动跑鞋,不发言的时候,他习惯性地双臂交叉在胸前,沉静地坐在位子上,小动作甚少,给人一种“稳定感”。崔健就以这样的形象,作为“2017年中法文化之春”的形象大使,坐在了法国驻华使馆的舞台上。主持人这样介绍他——曾以一曲《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是中国当代艺术最著名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从台下看,强烈的灯光之下,帽檐的阴影盖住了这位摇滚巨星的眼睛。他曾对媒体坦白,最初戴帽子是因为“想控制自己的曝光”,“最起码你可以低着头,别人完全就看不出你是谁”。直到和他近距离坐下来访谈,才让人看清他的眼睛。单眼皮,眼神沉静,没有人们印象中的凌厉和距离感,他甚至直言“我在媒体面前,多少都有点紧张”。56岁的崔健,近距离看,皮肤状态有与年龄不符的光滑细腻感——这点也曾被主持人乐嘉在访谈中拎出来“八卦”了一下“保养技巧”,得到的答案是,崔健说自己“30年间的作息一直是凌晨4点睡,下午2点起”。

1989年初,崔健受邀率乐队赴法国巴黎参加”布尔日之春”国际摇滚音乐节,这是崔健第一次出国演出。当时穿着黑色机车皮夹克,额前还留着刘海儿的崔健受到了时任法国总理希拉克的接见。“我还记得,我们都专门买了新衣服、新箱子,生怕别人会觉得我们是来自跟他们不一样的、一个完全穷困潦倒的地方。”崔健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第一次出国演出时的心境。那是一种,想向外国人证明“自己和他们是平等的”的心理,但后来崔健自己发现,“那有点幼稚”。还有一点让崔健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有点可笑”的是,第一次出国“过了安检,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心中竟有一种释怀感”。第一次在国外演出,崔健体会到一种在国内演出没有的感受——“我们拿着别人的乐器,唱着中文歌,你突然发现,我们代表的是中国人”。而在国内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自己代表谁,有时候还觉得自己代表的是西方自由思想的年轻人,在国外后,你突然发现你代表中国人了”。28年后,已被当作中国当代音乐、中国摇滚乐标杆人物的崔健,再被问起中西音乐的比较时,他也无心粉饰——语气并不激烈,但结论直截了当——“中国的音乐还没有达到那种有情感、有技术、还有理想——三位一体的表达的独立性。

” 这种对话风格贯穿采访始终,那是一种无需“爬坡”的感觉,不需要引导和过渡,他会以最自然的方式,给出坦率的回答。在他看来,中国当下的许多音乐作品,有代表这片土壤和文化的充沛情感,但没有足够的技术,只能把一些情感的音色和情感结构,非常简单地表达出来,“这种东西对西方来说,是不能够满足他们的听觉的”。“许多音乐作品没有真正建立在地道的音乐文化上,它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时尚,为了视觉化。” 崔健言语里多少有些羡慕,“法国的音乐工业太扎实了。可以说,它什么都有。有时尚的、视觉化的,但它纯音乐的东西太厉害了,它是一个古典音乐技术非常扎实的国度。” “再说理想这个东西,这就是你的人格在你的艺术品中的体现”,在崔健看来,这是“中国最缺乏的东西。” “我认为,现在也是到这个时候了——艺术家应该站出来。你越多地表达,你给别人创造的空间就越多。” 说崔健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不为过,但他的这些想法,还能不能影响今天的青年,崔健自己认为这不是他刻意追求的。

他只希望自己“可以不断地去学习,去找到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偏向那些市场认定的有价值的东西”,至于“影响不影响,那是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近些年,崔健上了几档电视综艺节目。上电视是不是一种扩大影响的方式?崔健说,从最初上电视的“失控”感,到现在他已经发现“上电视这个东西,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让我有更多的话语权,给我一些压力,让我必须组织好公共演讲的语汇,增长在公众面前演讲的能力。这些东西对我是一个锻炼。”但是,电视曝光的节奏还是要把握的,“我不希望自己说得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少。”。

《战狼2》绝地反击,以超高票房树立了中国电影的新标杆,《冈仁波齐》《二十二》等影片与观众建立了更加良性互动的关系……业内专家认为,这一切说明,中国电影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进入升级换代。这一切,来自于世界电影文化的重构,也来自于新技术发展和新一代观众群体的成长。去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增速放缓。今年春季档之后的一段时间,国产电影面对好莱坞大片冲击,持续低迷。进入暑期档后,《战狼2》绝地反击,以超高票房树立了中国电影的新标杆,《冈仁波齐》《二十二》等影片与观众建立了更加良性互动的关系……业内专家认为,这一切说明,中国电影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电影的升级换代是如何发生的?怎样有效推动中国电影从数量型发展转向质量型发展?我们具体应该做什么?专家们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电影正在升级换代 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国际背景、新技术发展和新一代观众群体的成长——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三大因素正在推动中国电影升级换代。著名导演、监制黄建新说,人类发明的新技术无一例外都首先会被电影使用,新技术对电影的影响,堪比当年蒸汽机对人类思维的影响。“互联网文化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形态进行了一次重构。

移动终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我们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了电影创作的视野和我们对电影结构的理解。” 他认为,电影的升级换代是跟世界电影文化的重构联系在一起的,电影全球化的沟通,不仅仅体现在世界性的电影市场,实际上是电影文化和电影结构在更大范围里的重新融合。另一方面,受互联网的影响,“90后”年轻人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习惯——晚饭后看电视、聊天,而是把看电影作为一个社交活动,“他们使中国电影市场重新出现了稳定的观影人群,激活了市场,中国电影的更新换代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华谊兄弟传媒有限公司副总裁叶宁认为,这一两年观众群体的变化非常明显,二三线城市成为绝对主力,三四线城市成为不可忽略的增量,主流观影人群越来越年轻化。“90后”“95后”对电影的内容需求越来越回到本真,需要丰满的人物、精彩的故事、较高的拍摄质量,还要保持创新性和作者自己的个性。所以,是新的观众群体建构了消费层面的升级换代,倒逼创作层面、供给侧的升级换代。期待有全球影响力的影业集团 很多专家指出,目前我们缺少对产业发展有绝对支撑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影企业,迫切需要提高行业集中度,建设产业链完整,多片种繁荣,创作力、竞争力、影响力突出的大型影业集团。

这类电影企业的文化根基在中国,但市场、制作和技术合作应该是全球性的。如果有多家这样的公司,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就会有坚实的基础。“中国电影产业需要建设一片森林,而且要有森林中的高树。庞大的产业里必须有一批实力雄厚的领军企业作为支撑。”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任仲伦说。“现在中国票房全球第二,银幕数量全球第一,但什么时候中国的电影企业能够达到市值1000亿元、2000亿元、3000亿元,进入全球十大电影企业?我们有数以千计的中小公司,有很活跃的创作,但需要慢慢地崛起一批有担当的大企业。

这是我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乐视影业董事长张昭认为,中国电影升级换代最重要的是新产业模式的构建,而且需要资本的支撑。他指出,近年来,资本似乎在退潮,起码是在观望,一直在等待电影行业拿出从“高原”变“高峰”的新模式。在构建模式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用好互联网市场和全球市场,而且要构建一个可以看到未来10年成长的模式,而不是光盯着国内的电影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未来10年再出十几个大企业,那么新媳妇一定会变成巧妇,没米也不怕了。

”他说。应着力培养青年电影人才 近年来,一些电影机构和大的电影公司纷纷开展各种“青年计划”,着力培养青年导演等各种电影人才。这也说明目前电影教育滞后于市场需求,人才供给缺乏。黄建新指出,这些举措虽然最初是赔钱的,但这是对青年导演、对未来的一种必要投资。他认为,我国的电影教育是精英教育,在这个教育体系下,青年导演在很长时间内跟电影工业结构不能融合。这方面,中国内地要向香港地区学习,他们的导演从进入电影圈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必须为生存而工作,必须遵守电影的结构。

“电影工业要能够赚钱,才能拿出利润的一部分去支持青年导演的创新,赔也认了,这样就有了一个良性循环。”他说。叶宁认为,当下更需要的是一批符合市场要求的、拿来就能用的、各个专业非常有工匠精神的人,“中国电影太需要‘蓝翔技校’,太需要能工巧匠了”。他非常向往法国欧罗巴公司片场的理想状态。欧罗巴公司在法国巴黎郊区有10个摄影棚,每个棚约5000平方米,公司的5个学校就在旁边,学校和片场融为一体,在这边教完学完,就可以到那边进行现场操作,而且做的都是现代化的工业级别的电影。

“只有这样的体系,一部一部电影拍出来,才能让一群又一群人都知道一部工业级别的商业电影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中国太需要这样的体系、这样的人才了。” 中国电影整体的升级换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饶曙光说,在资本、观众、市场等硬件配置越来越趋于完善和更加市场化的今天,中国电影人应该更加关注提高电影质量,共同寻找多角度、多层次“突围”,促使中国电影产业整体上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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